魔都100：聆听非遗传承人的故事—— 一件事，一辈子

潜心学徒，脱颖而出

其实我是在1973年毕业以后接到通知的，我被学校分配到上海市静安区衣着用品公司。我起初以为就是在办公室坐坐。但是到了报道的那一天，我看见在门口有一百多人在等待，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接着，这里办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在学习班的学习结束后便开始分配了，有被分配去做商店营业员的，有去做皮鞋的，也有去做服装的。做皮鞋真的很辛苦。当时我还算幸运，被分到了去做服装。起初我觉得做衣服还是挺简单的，没有很把它当一回事。因为我在学校的时候数学比较好，所以我被分配在做裁剪。做裁剪就涉及到公式、比例等等。学会这些之后，你对服装的理解也不一样了，理解改变了，你裁出来的衣服也会有所不同。

当时我学裁剪的时候还是比较努力的。我刚开始学习扎驳头工艺的时候，真的是生疼的。因为这每一针扎下去都是透过衣服布料真真实实地扎在我的肉上的，这部分真的挺辛苦的。学了一个月以后，我的这个手指上慢慢起了老茧，之后就不疼了。虽然学这个真的很辛苦，但在这段时间里也有好玩的事情。还记得那次师傅让我熨烫一块布料，我熨烫到一半突然有事情，我粗心地把还在运作的熨斗留在了布料上，人却走开了。等到我回来一看，我傻眼了，布料被熨斗烫出了一个大洞。这块布料被我搞坏了不能用了。我当时很害怕，也不敢和师傅讲。于是我就赶紧去排料——这又是一个不容易的工艺，就是把顾客拿来的布事先规划好需要用的材料，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块布料。这样才匀出了布，挽救了回来。当时我每个月有二十元的技术补贴，工资有三十六元到四十一元，这在当时确实很高。对我来说这是物质的鼓励，也是一种支持，我感到一种成就感。记得当时和我一起学徒学艺的总共有十多个人吧，可是现在还从事这个行业的，也就我一个人了，他们都不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做这个实在是很枯燥又辛苦。

在学习之余，我还可以为人民服务。我的同学、邻居知道我会裁衣服就找我帮忙，他们很感激我，我也感觉很自豪，很有成就感。当时我们一周七天只有星期天一天能休息一下。每天的安排大致是上午裁衣服，下午逛书店，找一些与服装有关的资料。当时与服装有关的资料很少很少，而且没有进口的，都是国产的书。在学徒的时候，我就阅读了一些书籍，也去参加了一些比赛，也得到上海市第一名的好成绩。这样一来，我很高兴，领导也很高兴。所以我学徒只学了两年，提前一年结束。

我的师傅蔡宝荣，他对我的影响真的很大，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他是1977年从这个行业退休的，他曾经在海参葳-哈尔滨学艺，在那片区域学了日本和俄国做西装的手艺。在退休临走之前，他帮我用600比1的比例，画好了西装、马甲的版样。当时老人家年纪都那么大了，还画那样小的东西，画完很郑重其事地把版样交到我手里，再三地关照我说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好好藏着，他说西服以后一定会流行[1]，哪一天西装能做了，就拿出来量一下规格，你就知道怎么去裁剪了。师傅所追求的东西，已经完全不去计较了个人的得失，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这个行业。

1973年我初入裁缝行业的时候，上海人都不做西装的，只做中山装。一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穿西服的人多了。我们做西服的人就比较忙了。1978年做一套西装的工费是37.4元，对当时的上海人来说，这也不是一个便宜的数目。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还不懂这方面的东西，根本不会裁剪西服，大家都行[2]做大衣啊这种。做西服不是每家服装店都能揽下来做出来的。我当时呢，就把我师傅画的版样拿出来，把他教我的技艺运用起来，照样裁剪。在当时整个南京路上，可以做到独立裁剪西服的，我是年纪最轻的。

[1]当时文革期间不能穿西装

[2]上海方言，表示“流行”的意思

我们这个行业，有一个特点是做裁剪的人就一直做裁剪，做上衣的人就一直做上衣，这些是互相不能变化的。如果领导看到你的衣服做得好了，又缺少做裁剪的人，他就会提拔你去做裁剪。一个店30来个工人，只需要一个裁剪。因为你做一件衣服需要几天的时间，而裁剪只要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这个流程还是比较固定的。一般来说，服装店裁剪是不变的，这样它才能形成自己的特色。如果你经常变的话，就像外面烧菜的一样，今天这个厨师烧，明天那个厨师烧，客人每次吃起来肯定感觉会不一样。

当时的社会环境可以说是“又红又专”，政治上要求上进，业务上要求提升。我们当时有几个店面，有一个中心店，下面有五到七个小店。如果你学得好，有能耐，就会在人员调动的时候被另外分配。我当时学得还蛮认真的，什么都要学一学。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976年的时候就被调动来到南京路的店面独立参加裁剪。1978年，我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服装职称考评，获得了服装技术员称号并享受国家技术津贴。我打版裁剪的中山装为单位取得商业部中山装名牌称号。在全市裁剪比赛荣获第一第二名。

上世纪八十年代，1983年的夏天，应安徽省共青团干部学校的邀请，我作为上海顶级男式西服（亨生）的师傅，和代表上海顶级女式西服（鸿翔）的吴世椿技师前往安徽省合肥市共青团干部学校，讲授男女西服整套的制作工艺。50名学员有来自安徽的、山东的、河南的。他们中有大厂的厂长、技术科长和小有名气的个体裁缝等等，年龄从18岁到50多岁不等。初来乍到，他们都以及其认真态度和挑剔眼光注视着我。

我先讲了服装的制图、裁剪。这时候，学员便开始提出“十万个为什么”，我都耐心地一一回答。他们表面上好像平服了，但是内心还是不服气的。他们嫌我太年轻没有经验，不信服于我。于是我就虚报年龄，把自己报大了五岁，声称自己有三十三岁。在上西服工艺课时，他们先是对我的年龄表示惊讶，后来便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一点一点地欣赏我佩服我了。他们也开始愿意和我交朋友了，搞得我都忙不过来了。20天的教学结束了，分开时大家都依依不舍。后来他们这一班人都发展得不错。很多学员都会来上海看看我，也有每周来上海进修的，还有把厂开到上海的。

在那个时候，我有时也会乘飞机到广州啊东北啊北京等地去做工作。其中，1985年的时候尤为频繁。当时很少有服装店能做西服，我们是最厉害的。所以以前我们的老师都出来做西服。就这样慢慢地与外界的交流也多了。日本那边也有来上海找我们交流的，让我们帮忙提意见或建议。他们也请我们去日本，甚至提出要合作。这些交流都开阔了我们的眼界，格局也大了。活跃的交流之下，外国人的衣服也开始进来了。最早进来的男装是皮尔卡丹，也有日本的衣服过来，但是名气没它响。当时上海滩的四大西服名店，亨生、培罗蒙、淮海路上的启发和南京东路上的乐特尔，现在也只剩亨生和培罗蒙了。

1998年，上海市服装协会请亚洲男装委员会成员黄教授在上海服装技术学校开课。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讲课。我上课比较认真，很早就到了，坐在第一排。一同的学员主要来自上海市服装工业公司下面的西服厂和商业局西服公司的技术人员，主要讲述现代西服的设计和打板。后来我才知道黄教授曾经留学日本，后来主要是负责服装教学和服装样板出售。在讲到服装裁剪的内容时，他提到了一个比较新的理念——纸样展开问题。如后衣片，在衣服后背处的背缝上开刀开不同的叉展开，使后衣片放长和改短。这段内容引起了课堂上很多的质疑声，黄教授一下子没办法说服大家，导致课堂上一时间比较混乱。由于平时我喜欢去书店买书自我进修，所以我接触到过这种方法，这是当时国际服装行业比较流行的做法。可能这位黄教授理论有余实践不够一下子不知所措，我当时便胸有成竹地做了一个手势，说用纸样在面料上转一下就行了。他不理解，请我上去示范一下。示范途中课堂上鸦雀无声，大家都认认真真地聆听我的讲解，黄教授也看着我连连点头。

课后，黄教授问我是哪个公司的、工作了多少年了，他还邀请我晚上到他下榻的和平饭店去。不仅如此，他还送了我几套西服的纸样和量身的工具，询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他在上海地区的纸样代理。但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答应。

所以我觉得，学无止境，多多看看多学点总是好事。